《神农本草经》（25-）是现存最重要的中医学典籍之一。人们普遍相信这部经典是远古的圣王神农氏在尝百草后总结出的药物指南。这部经典也被认为是中国药物学之开端，因而被冠以了“本草鼻祖”的称谓。该经不仅对于中国的医药学，对日本、韩国等东南亚诸国的医药学也有重要影响，比如，新罗（古朝鲜王朝）在公元年建立了其最早的医学教育机构，《神农本草经》便被规定为受业的医学生所必习之教材；与之相仿，日本养老时代(—)所出之医*律令《医疾令》规定，凡医学生都须学习本草，而据日本学者夏井高人之考证，此“本草”便是指陶弘景根据《神农本草经》而编成的《本草经集注》。在其后的历史中，凡日韩重要的医方类著作如韩国之《医方类聚》（）《东医宝鉴》（），日本之《医心方》（）中都能广泛看到《神农本草经》极深的影响。
除与神农名号相关联的本草经外，实际上早期本草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被统称为《本草经》的药物学典籍，以“神农”之名冠之的《本草经》实际仅为这些《本草经》中的一种。最早的本草书也并非纯粹的药物学典籍：其中包含了非常多如巫术、炼金术之类的宗教性元素，如使用咒语、仪式、巫药来治疗疾病。一系列的证据表明最早的《本草经》之起源与方仙道有关，这是一个从战国时期（前-）活跃到汉代的宗教团体，他们的主要宗教目标是求取及炼制能让人永生的“不死药”，也有很多学者认为方仙道便是中国最重要的本土宗教——道教之前身。而关于方仙道与本草关系之主题也已经被如中国学者尚志钧与日本学者大形徹等人所广泛探讨。
从各种汉魏古籍对《本草经》的引用情况来看，早期的《本草经》流传范围并不广，仅在部分的方士、医生及文士群体中小范围流传，直到梁代，陶弘景（-）编纂了《本草经集注》并于该书中重申了《本草经》之重要性才改变了这种情况。陶弘景既是一个名医，也是道教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根据当时所留存的四卷本《神农本经》及其它的医学典籍，完成了本草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本草经集注》之编纂。该书也是当时最完善也最具影响力的本草著作。在唐代（-），中国最早的官修本草——《新修本草》（）完成了编纂，这部本草是以官方医学力量在《本草经集注》基础上完成的编修，之后历代编修本草大体都遵循了《新修本草》的编纂原则，即将之前的本草保留其中作为新本草编修的基础，并且也都将《本草经集注》完整地保留下来。也正因为这样的编修方式，保留于《本草经集注》中的《神农本经》才成为了所有现存本草之基石，因此，该经也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本草鼻祖”。
在其流传过程中，《神农本草经》经受了一些医学性的整合与改变，其中的宗教性内容如巫术、炼金术以及部分神灵崇拜的内容被删减了，而其中的医术理论及医术应用则得到了完善。在历经这样的医学性改造之后，《神农本草经》实际上就被改造成了目前草药志的药典之形式。此一变迁可由对现存《神农本草经》之经文与古本《本草经》佚文的文字及内容差异得到证实，这将是本文将重点讨论的内容，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即是通过对早期本草书的产生及流传变迁情况的历史回顾，来挖掘传统医药学与中国古代宗教之间的深层联系。
《神农本草经》之成书与流传
因文献资料的欠缺，现在已不能完全重现《神农本草经》确实之缘起及其成书之过程。现在的学者仅能根据有限的历史材料及医学材料对其成书作大致判断。尽管依然存在着争议，不过学者们普遍同意该经应成书于汉代，如下几条证据有力地支持了此一判断：
（1）在东汉目录学文献《汉书·艺文志》（）中记录了汉宫廷所保留的所有重要汉前典籍，然而其中却无关于《神农本草经》的任何记录。在《艺文志》中记录了数本以“神农”为名的医学性及宗教性典籍，如有被称为《神农*帝食禁》（）的饮食禁忌书籍，也有被称为《神农杂子技道》的神仙类书籍，但是却无本应该更为重要的《神农本草经》，这意味着在班固（32-92）编撰《艺文志》之前，《神农本草经》很可能尚未现世，或仅在小范围内流传。
（2）在《神农本草经》的经文中出现了诸如“豫章”“常山”或“朱崖”之类的地名用以技术药物之产地，但实际上，这些地名很多是汉代时才有的建制，这也说明了《神农本草经》之成书不可能早于汉朝的统治。
（3）“本草”此一术语最早就见于汉朝，分别出现在《汉书》的三篇文献中，包括了《楼护传》《郊祀志》与《平帝纪》，在此三篇文献中，“本草”之所指为草药学及精通草药学的专业人士，但在这三篇文献中，这些人士也被叙述为受汉朝皇帝所征诏的方士或巫术，他们受皇帝的征诏为其寻找或炼制让人长生不老的“不死药”。
《神农本草经》只是早期一系列《本草经》中的一种，有证据表明，在《本草经》出现之初，其名称之前并无特别的限定称谓，统一就被称为“本草经”，许多汉代时期所出的古籍，如《楚辞章句》（）、《樊氏尔雅传》（-），其对《本草经》的引用都是仅称其为“本草经”而非“神农本草经”。此外，在宋朝所编的重要类书《太平御览》（）中尚留存了大约余条古《本草经》之佚文，据笔者统计，其中大约有条药物条目被称为出自于“本草经”，17条药物条目被称是出自“本草”，另外分别有9条、6条、及3条药物条目才被称为出自于“神农本草”“神农经”及“神农本草经”。
随后，这些被统一称为“本草经”的药物书才被分别冠以了古代的圣王及神医之名，然后被区别为了不同的《本草经》。例如，我们可以参考三国时名医吴普（-）所编的《吴氏本草经》，在这本书中，9种不同类型的古代本草经被收入其中，分别用不同的名称来区分，包括：“神农”“*帝”“岐伯”“雷公”“桐君”“扁鹊”“季氏”“一经”“医和”，他们都是古代的圣王、贤臣及名医，而以“神农”为名的本草经也仅是九种中的一种。陶弘景在其《本草序》中也称，有多种收录有不同药物数目的《本草经》存世（“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陶弘景所用以编撰《本草经集注》的是包含有三百五十六种药物数目的《本草经》，正好与一年的天数相对应，陶弘景认为此版天地与药物数目之间神奇联系的《本草经》必定是古代圣王神农氏所留。以上这些证据就表明了被钞录于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的《神农本草经》仅仅是古代流传的一系列本草书中的一种，一开始并无太突出之处。
陶弘景在编撰《本草经集注》的过程中使用了不同颜色的文字来区分不同来源的资料，也就是说，来自于《神农本经》中的原文采用了红色的文字来标示,来自于对《神农本经》的补充性材料《名医别录》（-）中的文字用大写的黑字来标示。此种使用不同颜色来区分不同来源文献的方式也被唐代的《新修本草》所继承，在敦煌文献中保存有唐《新修本草》之残卷，其中目前保存在法国巴黎图书馆，编号为P.的残卷依然显示了此种“朱墨杂书”的编撰样式。不过很多学者也怀疑，即使是《本草经集注》中用红色字体标示的内容在编纂《本草经集注》的过程中或也是经过了陶弘景自身的改编。
在宋代所编成的《证类本草》（-）之中，应用了一种新的区分文献来源的方式。来自于《神农本草经》中的原文用黑底白字的字体来印刷,来自于《名医别录》中的内容用黑色大字来印刷，其它的内容再用黑色小字印刷，并分别标注具体的文献来源。由于《本草经集注》在历代编修本草时都被当作了基本材料而得到了完好保留，因此有学者也声称现存的《神农本草经》实际都只有一个来源，也即保存在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的《神农本草经》。
古《本草经》与今本《神农本草经》之间的文献差异
在中国其它一些古籍中依然保留了部分古《本草经》之佚文，其中的很多条目与现今流传的《神农本草经》之间有颇大差异，这些差异展示了该经在历史流传过程中的变迁情况。具体而言，其差异一方面是药物分类方式上的差异，这一点主要可见于西晋张华的博物典籍《博物志》（-）与东晋葛洪的道教典籍《抱朴子内篇》（-）中的《本草经》佚文；又有药物条目内容上的差异，这一点主要见于《太平御览》中保留的《本草经》佚文；此外，还有一些内容是古《本草经》佚文所独有，而不见于今本的《神农本草经》的。由于古《本草经》与现存《神农本草经》之间的文献差异非常多，难以一一对比，在本文中，仅会选择一些典型例子作为比较，以展示两者之间的差异情况。
首先是关于药品分类理论之差异，本文将摘取《博物志》与《抱朴子内篇》中的《本草经》引文与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的相关引文进行对比，请参照如下的表1：
通过对表1中三段引文之对比，可以见到在药品分类理论上古《本草经》与今本的《神农本草经》之间确实存在了明显差异。在张华的《博物志》中，其对于《本草经》的引文主要探讨的是药品三分类的一般方式，内容较简略。葛洪《抱朴子内篇》中的《本草经》引文主要是描述三品药物的不同功效，其中使用了非常多的宗教性术语来描述不同品级药物的神奇功效，这一点与其它两段引文尤为不同。而在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的《神农本草经》文字则是聚焦于不同品级药物的治疗功效上，还包含了三品药物的具体数目，药物君臣佐使的配伍方式，药物的*性等等，这都是不同于其它两段引文的地方。而关于古《本草经》与今本《神农本草经》药物条目上的差异，此处主要以《太平御览》中保留的《本草经》佚文与《本草经集注》中的引文进行对比。在《太平御览》中保留了超过条以上的药物条目是以“本草”或“本草经”为名，其中大部分的药物条目是与《本草经集注》中的药物条目相同或相近的，不过也有少数条目与陶氏所据之版本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如下表2中所示的三条药物条目内容便展示了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
经以上的对比，可以看出《太平御览》中的部分《本草经》引文与《本草经集注》中的《神农本草经》文字确实存在了明显差异。在《本草经集注》中，药物条目之下通常会对药物的医学功用，包括其药物性味、主治及功效会有详细并准确的表述，然后在《太平御览》所引的部分《本草经》古本佚文所记的药物条目之中，仅是描述了药物的外形及产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如对于“合欢”一药，在《太平御览》中有两条不同的引文，一条引文以“《本草经》”称之，其内容与《本草经集注》中的内容大致相同，另一条引文则以“《神农本草》称之，其内容就与《本草经集注》中的内容完全不同了。这条证据就明确证明了不同版本的《本草经》在药物条目内容的记载上也有差异。
除了在药物理论及药物条目上存在差异外，还有某些关于神灵崇拜及神仙方术的理论仅见于古本的《本草经》而不见于今本的《神农本草经》。比如在《太平御览》中，存在了如下内容的《本草经》佚文：“《神农本草》曰：神农稽首再拜，问于太一小子。曰：‘曾闻古之时，寿过百岁而殂落之咎，独何气使然耶？’太一小子曰：‘天有九门，中道最良。’神农乃从其尝药，以拯救人命。”这段《本草经》佚文也是唯一可见将《神农本草经》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联系起来的文字，同时也就《本草经》与汉代方仙道中的“太一神”崇拜联系了起来。
通过对留存在《本草经集注》中的《神农本草经》经文与保存在其它古籍中的古《本草经》佚文之对比，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存在有很大不同。最明显的差异是在于现存的《神农本草经》具有更多医学方面的内容，而在古《本草经》中则包含了更多已不见于今本《神农本草经》的宗教性元素。
《神农本草经》的医学化改造
现在已清楚，《神农本草经》从其成书后一代代的流传过程中历经了一系列的医学化改造，这也是古本的《本草经》与今本的《神农本草经》存在文本差异的根本原因。马继兴先生曾指出，在陶弘景完成编纂《本草经集注》之前，《神农本草经》已经经历了一些医学化的改造。其后，在陶弘景编纂《本草经集注》的过程中，他应该又对《神农本草经》进行了更彻底的整合与改造。
在《本草经集注》的序言中，陶弘景述其编纂本草之过程：“今辄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为主，又进名医副品亦三有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种。精赢皆取，无复遗落，分别科条，区吵物类。兼注诏时用，土地所出，及仙经道术所须，并此序录合为七卷。”通过此一陈述，陶弘景在编纂《本草经集注》时的主要程序有两步：一是对于合适的《神农本草经》底本的选择，正如前文所述的，在早期，有一系列相似而又有不同的《本草经》在流传，陶弘景所用之底本是记载了味药物的《神农本经》，陶弘景相信此版本的《本草经》为神农亲传，并在《本草经集注》的序言中建构了一套“神农传书，名医留注”的《本草经》传承之谱系；第二步则是参考其它一书的内容，通过注释之形式，对《本草经》进行一定的医学化改造。根据陶弘景所述，其编《本草经集注》的一大原则是“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便是参考各医家之著作，对简略者进行补充，对繁复者进行删减。而根据古《本草经》佚文与现存《神农本草经》经文的文本差异，可以推测，陶弘景在编纂《本草经集注》的过程中还至少对《神农本草经》作了如下医学化改造：
首先，是将药物的三品分类与药物的君臣佐使配伍之方式对应了起来。在《本草经集注》中，陶弘景作了叙述：“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下药一百二十种为佐使……”。而在张华的《博物志》与陶弘景的《抱朴子内篇》中，对此君臣佐使的划分都没有提及，而陶弘景又称其编纂《本草经集注》是参考了《药对》（25-）一书，而该书是专门讨论药物配伍之法的，因此，很有可能《本草经集注》中药物君臣佐使的配伍理论是为陶弘景所据《神农本经》所特有的，又或是从陶弘景从《药对》之类的医药书中引入。
第二，固有的药物分类方式被调整并并改进。根据陶弘景所述，在《神农本草经》中固有的药品分类方法存在了巨大的混乱：“三品混揉，玲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无辨。”因此，陶弘景对药品分级的方式进行了调整：首先，根据药物之功效与*性来调整药物的三品归类，比如在葛洪的《抱朴子内篇》中，“雄*”与“雌*”两药是归于上品药物之类的，但是陶弘景认为此两药具有*性而不符合上品药物无*的原则，因此将其划归至了玉石类药物的中品之中；其次，考虑到《神农本草经》中仅有对药物的上中下三品的粗略区分，而没有对药物种类的具体分类，陶弘景根据药物的自然属性设立了七种药物类别，将诸药分别划入其中，这七种药物类别是：“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这也是中国的古代药物学首次根据药物的自然属性对药物进行分类，并成为了后世本草书所通行的药物分类基本原则。
第三，许多类似于药物的功效及主治的医学性内容被增入《神农本草经》之中，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在《太平御览》及其它一些古籍中的《本草经》引文非常之简略，某些药物条目仅仅包含了药物的外形特质、采摘方式及生长地点等内容，而在陶弘景编纂完成的《本草经集注》之中每一味药物都详细记述了其药物性味、功效及主治，这些医学技术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或是陶弘景所据的《神农本经》早已经历了相当的医学性补充，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陶弘景在编纂《本草经集注》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医学化整合与改造。
结论
根据本文对古本《本草经》佚文与出自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现存《神农本草经》经文的比较研究，可以得知，现存的《神农本草经》或历经了如下的形成及变迁之过程：
在汉代，活跃着以研究炼丹术与草药学为业的方士之群体，最早的本草经之形成或就与这些本草方士的活动有关。而从内容来看，早期的《本草经》除了医学上的应用之外，还是一种方仙道方士们用于寻找“不死药”的药物指南。当时的本草书之内容应该是相当较为简略的，主要是记述药物的外形特征、生长地点、采摘方式以及服食功效等等用途。在梁代，陶弘景根据古传《本草经》中的一种传本编纂了《本草经集注》。本文指出，在编纂《本草经集注》的过程中，陶弘景对《本草经》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整合与改造，一方面是增补完善其医学性的成分，另一方面也相对删减了宗教性的元素，其过程包括了对《神农本草经》版本的选择,传承谱系的建构，以及具体内容的诸多改变。改造之后的《本草经集注》在历代编修本草的过程中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经过如是的文本调整，古《本草经》也从最早的宗教手册之形式有效地转变成为了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神农本草经》草药志的药典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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