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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直播在灾难报道中的运用及传播边控问题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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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传媒观察

视频直播这一新闻报道样态,在基于视觉化主导的传播新生态下被媒介机构广泛应用。本文总结了视频直播在灾难报道中的作用,并具体分析了这次新冠肺炎灾难报道中媒体机构视频直播应用

的三种形态,即“融媒体直播专题”“去饰化慢直播”“切片化跨平台传统电视直播”,进而指出:多元素应用有利于培养视频直播受众的受传路径依赖、切片化跨平台破圈层传播可增强视频直播的复次传播力,而高重合度高频次的议程设置则能有效提升灾难报道中的正向舆论引导力。与此同时,本文还提出:媒体机构在用好视频直播这一形式的同时,也要对视频直播互动中出现的过度娱乐化倾向进行有效的传播边控。

视频直播;灾难报道;新冠肺炎;抗疫报道

早期社会学者S.Fritz曾指出:“灾难是一个发生于特定时空的社会事件,对社会或该社会的某一自足(self-sufficient)区域造成严重损坏,招致人员及物质损失,以致社会结构瓦解,无法完成重要功能或工作。”①灾难事件往往因为突发性、破坏性、阶段性、社会性和持续影响性等的特点,而偏离正常的发展轨道,产生强大的破坏力、影响力。因此,“当灾难爆发时,人们对大众媒体会有更强的信息诉求欲”。②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公众亟需于第一时间了解到疫情一线救援情况、病毒的危险程度、传染路径、如何防范等一系列相关问题,来消除面对新型病毒的众多不确定因素。面对此次突发疫情,各媒体组织策划、持续跟进报道,力求做到信息的即时性、内容的深度性和传播的有效性,其中,能第一时间直观呈现现场情况的视频直播,成为传统主流媒体和移动新媒体都广泛选用的一种报道方式。同时,“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媒体的崛起,使得直播的运用范畴进一步得到延展”,③依托于5G、VR等技术,此次疫情报道中也出现了多种特色的视频直播形式,有效地发挥了媒体的即时传达信息和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的优势,为主流媒体进行融媒体报道提供了新的启示与方向。

一、视频直播在灾难报道中的作用

直播并不是一种新兴的新闻报道方式,其“传统可追溯至电子媒介兴起之时”。④直播最初的定义是“广播电视节目的后期合成与播出同时进行的播出方式”,专门用来描述电台、电视台在现场随着事件的发生、发展进程同时制作并播出节目的方式。⑤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赋能,视频直播呈现出新的形式与特点,除了传统的电视直播,移动视频直播逐渐兴起并成为热门传播方式,视频直播也由原来媒体的“普通配置上升为争夺焦点”。⑥

无论是传统的电视直播,还是新兴的移动视频直播,二者在灾难报道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每当面临重大的灾难事件,能够第一时间直观呈现现场、快速反映和整合核心信息、汇聚权威观点的视频直播,一直是媒体重要的报道方式,在信息传达、舆论引导以及社会动员等方面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传播的本质是“符号互动”,视觉是人类符号系统的基础,通过视觉获取信息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人们的认知由于新技术的加入,越来越倾向于依托“清晰化”的、“类本真”的文本,而视频直播提供了这种便利。

首先,与文字直播相比,视频直播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直接、情绪化表达的需求。在新技术特别是移动技术的裹挟下,信息受传的时间、地点都呈现出“碎片化”,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传播中。碎片化的时空里,逻辑思维让位于形象思维,人们更偏爱直观图景,直观、形象化的视听内容更易赢得碎片化传播用户的眼球,这在灾难报道中尤为凸显。

其次,视频直播可以提升传播参与度。视觉信息是人类最主要的信息来源。视频直播可以有效增加传播参与度,提升传播效果。研究发现:当报道中插入视频和音频,用户更愿意观看也更愿意分享,参与度显著提高。

此外,视频直播还有利于创造“共识”,形成社会动员。这次新冠肺炎报道中,视频直播快速传递疫情信息,发布短缺物品清单,专家答疑解惑,视频直播连接了视频端“你我他”万千个体,通过评论、分享、反馈等多种形式参与到信息分发与资源寻找中,视频直播在最短时间凝聚了社会共识并进行了社会动员。

这次抗疫直播中既有追求“精饰化”的传统直播——传统直播具有较丰富的视觉语言,它将人的思维、情感通过视觉元素内在组合形成的视觉语言呈现出来。在灾难报道中,传统直播可以在短时间内借助丰富的元素形成情绪感染与情感共振。与此同时,我们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也看到了有“去饰化”“慢直播”形态的存在,它在灾难事件中主要起着一种“日常陪伴”“观者互动”“精神支撑”的作用。

视频直播之所以被广泛地应用于灾难报道,基于它有如下特点:

(一)直观呈现

视频直播首要的特点即是“直观呈现”,主要体现在直接性展示和同步性进行两个方面。一方面,借助直播设备,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全息表达、动态展示和声画兼备等方式来完整清晰地还原新闻事件的本来面貌,⑦这比传统的文字、图片和录播生成的视频都更直观,“镜头”成为代替受众进入现场的“眼睛”,直达受众,给予受众最直观的体验。另一方面,由于是现场直播,媒体把现场情境的图像、声音、报道、采访等都能即时传播给受众,可以说现场的采集、媒体的播放和受众的观看都是在同一时间进行的,所以视频直播可以于第一时间最大程度地同步呈现与还原事实,这完美契合了灾难报道中受众对信息即时性与“眼见为实”直观性的需求。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多家媒体派记者前往疫情一线,采用“视频直播”医院一线医护人员的救援情况、防护物资的分发情况、武汉市民的生活情况、火神山、医院医院等救援地点的建设情况等,多角度、全方位地呈现一线抗疫现场,让受众直观了解到“封城”后的武汉实景和湖北其他核心疫区的进展状况。

(二)快速反应

灾难事件的发生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法预估和评测的,同时由于灾难事件的阶段性和持续影响,媒体在进行重大灾难报道的过程中还会面对很多临时的突发状况,而这种突发状况极具记录和传播价值,也非常考验媒体的快速反应能力。面对这种突发情况,视频直播因为兼具“视觉”与“直播”的双重优势,是争夺公共突发事件报道“优先话语权”的最佳方式。首先,视频直播可以将突发情况完整清晰地以“视频”的形式记录下来;其次,视频直播可以通过“直播”第一时间将现场情况发布出去,实现新闻的高度时效性。

(三)即时互动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媒体自上而下的内容传播形态,用户的反馈直接影响内容受众成了网络直播区别于电视直播的一个重要特征”。⑧受众不再只是信息的接收者,依靠便捷的即时互动,比如点赞、评论、弹幕等来参与到现场直播的过程中,与新闻现场的主播记者、后方的编导、管理员等实现实时的互动与交流。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众多视频直播报道中,多家媒体都开通了评论互动区域,受众可以在观看直播的同时发表个人看法,与多主体实现即时互动。一是受众之间的互动。受众通过即时评论与其他同步观看直播的人们形成临时的“群聊”,受众之间就共同的直播内容进行热烈的讨论,比如医院建设的慢直播过程中,就画面中的众多细节进行了有趣的互动,而共同打出的“中国加油”“武汉加油”也赋予了直播浓厚的情感带动作用;二是受众与现场主播记者的互动。现场主播记者可以通过查看受众的评论与弹幕了解受众想要获取的信息,随时调整直播画面与直播内容来回应受众;三是受众与后台编导的互动。当现场新闻主播与记者无法查看受众评论时,后台编导可以通过与受众互动即时将直播内容转化为文字简讯,方便受众随时查看。或即时将受众需求转告现场主播记者,辅助其调整直播内容。

(四)信息整合

当下“短平快”的新闻生产模式使信息增量的同时也使得信息呈现碎片化、杂乱化等特点,增加了公众查询和阅读信息的难度,公众需要专业媒体进行信息的筛选、把关与集中。新闻现场的主播或记者通过前期的现场调查、资料汇总、直播策划等工作后,可以将重要信息进行清晰的整合与汇总,并通过现场直播传递给受众。在此次疫情报道中,固定时间与集中时段进行播报的新闻直播节目是进行信息整合的一种重要途径。除了固有的传统电视直播节目,依托移动新媒体的“移动直播专题”发挥了类似“移动电视”的功能,这既保留了电视直播的新闻性与实时性,又能够突破电视直播的空间限制,实现直播的移动化和互动化。另外,现场记者的集中报道也是进行小范围信息整合的重要方式。现场记者就某一个话题集中地点进行现场直播,通过现场展示和解说整合与该话题相关的核心内容。

(五)观点汇聚

视频直播除了能直观呈现现场情境,还可以通过采访现场人员和权威人士进行问题解答和内容解读。关德兵曾提出一个“抽屉式直播报道模式”,即以主持人为核心,由专家、记者、负责人三个信源组成,主持人通过与各个信源对话,抽取各信源掌握的信息,并将其纳入到统一的主题框架中。⑨特别是在灾难事件中,突发性和破坏性会引发恐慌,权威专家和现场知情人可以回应和解释相关问题。同时“直播报道为这种传播权力的运用提供了给定的场合”,权威人士“在直播报道中充当了意见领袖的角色”,视频直播中主持人对各方观点的调度也“增加了直播的广度和信度”。⑩

面对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受众希望获得来自多方面信息的获取与支持,一方面是通过权威专家的科学解读了解病毒和疫情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现场记者和负责人的说明掌握一线疫情。因此多家媒体通过营造视频直播空间与权威专家、现场人员进行直接对话,汇聚多方观点回应受众关切。

(六)舆论引导

“突发事件发生后,快速反应才能占据舆论制高点,快速跟进才能持续引导舆论,能实现这一要求的就是直播。”视频直播的舆论引导作用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视频直播营造的“真实空间”提高了信息的可信度,为舆论引导占据优势;二是视频直播的即时性有利于信息的即时传达,从而可以把握舆论引导的先机。

在此次疫情的报道过程中,舆论场中多次出现信源不清、谣言、流言蔓延、舆论风向倏忽万变等现象,而即时的视频直播在其中多次发挥舆论引导作用。比如央视记者直播“探访红十字会物资仓库”,将公众对红十字会的舆论引向高潮,推动了后期物资发放的完善。又比如针对“双黄连能预防新冠病毒”“猫狗等宠物会传染病毒”等流言,媒体机构通过视频直播与专家直接对话解答相关问题,及时地遏制了谣言的传播,积极地引导了舆论。

(七)陪伴作用

移动新媒体和5G技术的发展使视频直播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获得了突破,促使视频直播产生了陪伴功能。一方面,移动媒体的发展让直播移动化,受众观看直播的场景不再受限;其次高速率、低延时和大宽带的5G技术提升了视频画质,实现4K超高清视频,而5G的可靠性会大大解决4G时代直播卡顿等问题,让直播更流畅、互动更及时,从而大大提高了受众的直播观感。技术的支撑促使了特别是“慢直播”在此次疫情报道中的应用和兴起,而这类直播因其节奏的缓慢性、随进随出的自由性、即时的互动性为受众营造了满满的在场感和陪伴感。

视频直播的这些优势功能有利于媒体在灾难报道中发挥“信息告知”与“社会动员”的作用。面对此次突发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媒体通过视频直播及时、准确地传递信息,满足受众信息需求的同时又通过广泛的受众动员组织社会资源为疫区提供服务,无论是物资支持还是精神支撑都能在短时间内实现舆论共识,聚合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

二、视频直播在灾难报道中的具体应用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视频直播具体有三类应用,最为突出的是大量媒体机构推出的“融媒体直播专题”;其次是颇具陪伴与心理疏导作用的“去饰化慢直播”;当然,“传统电视直播”依然作用不小,其通过跨平台进行切片化传播的努力也收获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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