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零号病人”不断被推上风口浪尖。患者尚无影踪，谣言反而传了一波又一波。刺激之下，不少人的思维自动带入电影情节，兴奋阈值也被提高，更愿意相信悬疑刺激式速食故事。
其实人类历史上的传染病史，零号病人的故事并不传奇、惊险、刺激，找出零号病人也不是仅凭想象与质疑即可为。相反，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2月17日，军事科学院的曹务春研究员接受采访时说，目前尚未找到感染新冠病毒的“零号病人”，建议重新回到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溯源病毒。我们要谢谢这位研究员，他的建议将“零号病人”拉回了疫病研究的轨道。
资料图新华社记者熊琦摄
“零号病人”是一个通俗说法，在流行病调查中，又被叫做“首发病例”“标识病例”。但这个携带了病毒的人不一定会发病，因此还有“一号病人”的说法，意思是标记第一个出现症状的病人。
零号病人不仅需要追踪，而且要下大力气追踪。追踪他不只是为控制疫情提供流行病学的指导意义，而且能找到病原体演化的生物和基因突变的根据，为药物和疫苗研发提供线索和依据，更能指导人类如何与微生物以及其他生物和平共处。
现在，一些专家提供了线索，希望重新回到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溯源病毒。尽管新冠病毒是如何传播的现在并不清楚，但目前普遍认为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有较大关系。该市场有野生动物交易，有可能使得新冠病毒从一种仍然未知的野生动物传染到人类，继而实现人传人。如果相关的人都能找到，则有可能把零号病人找出来。
当然，这只是一个方向。也有研究发现，有一些病人与华南海鲜市场并无交集关系。因此，追踪零号病人了解新冠病毒是从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和什么动物传播到人身上的，或许不能只盯着华南海鲜市场。
不妨看看当初对艾滋病病毒（HIV）和零号病人的追踪。
一开始，英国记者爱德华特·胡珀写了一篇纪实报告，把HIV-1的起源归结为20世纪50年代在中非传播的受污染的脊髓灰质炎疫苗。不过科研人员认为这种说法没有根据。从被HIV感染的人类早期的3个标本来追踪，它们分别是年收集的一位生活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成年男性的血浆；年收集的在美国圣·路易斯死亡的一位非洲后裔的人体组织标本；还有一位是年死亡的挪威海员的人体组织标本。
三个标本中，谁才是真正的“零号”？
美国华裔科学家何大一的研究小组认为，在生活在非洲班图部落的男性体内所发现的HIV是目前在全世界传播的HIV-1亚型的祖先，即“零号病人”。从它的进化程度来推断，HIV感染人类的时间应当是在年之前不太长的一段时间内，大约是在19世纪40年代或者是50年代初期。
找到了“零号病人”，还需要寻找传播链条。
5年之后，比利时生物学家范达美研究小组分析了一个从几内亚比绍的小镇坎丘果采集的HIV-2感染者的样本，和当地黑白眉猴的猴免疫缺陷病毒（SIV）进行比较，得出结论“HIV-2是先后于年和年感染人体的”。随后美国《科学》杂志发表题为“黑猩猩SIV病毒的混合起源”的文章，认为HIV-1的前身是黑猩猩体内的一种猴免疫缺陷病毒（SIV），SIV则可能是不同猴子体内的另外两种SIV病毒重组后的产物。人类也许在猎食黑猩猩的过程中感染了SIV，这种病毒最终演化成了目前在全球流行的HIV-1。
那么，圣·路易斯的那位非洲后裔和挪威那位海员呢，并没有定论。不过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就已认为，法裔加拿大航班乘务员盖特恩·杜加斯是艾滋病从非洲传入北美洲的零号病人。而在，美国CDC还报道了洛杉矶5名男性患了卡氏肺囊虫肺炎（PCP）（实际上就是艾滋病）。如果要说美国的零号病人，非这5人莫属。
看懂了么？如果追踪的对象和病毒的起源有时间、地区和标准的不同，答案就可能有不同。而且，需要从基因组分析和流行病学的实地调查结合进行追踪，才有可能获得比较明确的答案。
再回到新冠病毒上来，虽然存在着追踪的困难，但由于病是在武汉爆发的，追踪的难度恐怕比追踪艾滋病的国际零号病人难度小一些。而且，年的SARS也有追踪病人的经验，当时追踪到36岁的河源人黄杏初，早在年12月15日就出现了病症。
从流行病学的视角来看，零号病人不过是一个术语。但作为活生生的人，一旦背负了标签，却可能在人们的误传和偏见中受到非议。据媒体报道，作为“第一例报告病例”的黄杏初，就深深困顿于压力，先后换了五六个手机号码，连最熟悉他的人也联系不上他。他专门买了一顶帽子，出门时把帽檐压得低低的，生怕人家认出。即便事后不断有说法称，在黄杏初之前，就有了SARS的首例病例。
不管是历史片段还是现实故事，“零号病人”都是一个动态的医学课题，没那么容易一击即中，更难以研究到头。寻找、判断、肯定、否定本身，就是对病毒的认知过程。只是须知，我们是为了寻找“病毒”，而不是戴着歧视的镜片去寻找“毒王”。只有尊重科学，敬畏规律，才有机会获得真相。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张田勘
编辑汪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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