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文
连清川
自3月份沸沸扬扬的“钻石公主号”事件之后，日本的疫情状况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其后，日本以“佛系抗疫”闻名于世，成为了世界各国抗疫成功的榜样。
然而，4月7日，再也沉不住气的安倍晋三宣布，“日本经济正直面战后最大危机”，包括东京大阪的7个府县进入紧急状态，同时将投入亿日元，舒缓疫情所造成的经济危机。
“二战后最大危机”不是安倍晋三第一个提出来的。
意大利在确诊病例破万之后就已经宣布战时状态，并且意大利总理孔特已然声称这是二战后的最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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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轻症的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也认为是战后最大危机；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已经住进了ICU；
美国早就启动了2万亿美元的紧急救助措施，而单单纽约一城，就已有近14万确诊。
嘴硬的特朗普从不承认美国抗疫的失误，自然不肯说丧气的话，但早有多个专家认为美国已经进入二战后最大危机，新冠肺炎死亡总人数，已经超过9·11的罹难人数。
世界因病毒而脆弱？
一个小小的病毒，却造成了多国领袖宣称“二战后最大危机”，世界缘何如此脆弱？
就毁灭人类的可能性而言，世界大战的威胁自然是远远大过于任何一种瘟疫。就当下世界的医疗卫生状况而言，无论是乐观预言新冠肺炎疫情将在6月结束，还是悲观认为疫情行将过冬，变成全人类“长期带病前行”的状况，人类战胜新冠的流行都是必然的。
非洲的埃博拉病毒，也曾造成全世界恐慌。虽然流行规模不如新冠肺炎庞大，但其致命性更加剧烈。迄今为止，埃博拉病毒并未被消灭，依然在少数国家存在。“带病前行”，也不是第一遭。即便疫苗研发出来，以新冠病毒潜伏与传播的状态而言，低烈度在少数地区长期存在的可能性，依旧存在。
人类目前消灭掉的流行性疾病，最可称颂的是天花与鼠疫。但天花病毒与鼠疫病毒，也依旧存在。比尔·盖茨基金会在非洲长期与疟疾和俗称“小儿麻痹症“的脊椎灰质炎战斗。这两种疾病在年代依然是中国最严重的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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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二战之后承平已久的世界，无论是西方阵营还是东方阵营，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于公共卫生的建设，尤其在年代全球化之后，公共卫生与生物医疗技术大升级，人类进入了低疾病时代，甚至开始研发“长生不老药”。流行疾病几乎已经不在视野之中，何况谈及什么重大危机。
年的“非典”，年代的埃博拉与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都是地区性传播。虽然也都曾小范围扩散至欧洲与美国，但并未造成全球性大流行，因而尤其是欧美发达地区，从来就不曾进行过动员与控制。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惨烈的公共卫生危机的状况，都已然是遥远的记忆。14世纪欧洲黑死病，亦即鼠疫，抹掉了欧洲1/3人口；在欧洲大航海之后，从欧洲带去的疟疾、流感等病毒，灭绝了几乎整个新世界包括北美和南美的土著人口，保守的估计是万；年西班牙大流感，死亡人口在万-1亿之间。
传统“战后最大危机”：核危机与经济危机
二战后的最大危机，从来只有核危机与经济危机，但这两者一直都在可控范围之内。因为整个国际秩序的控制，都尚在体系之中。
二战之后形成的北约体系与华约体系，是零和游戏的巅峰时期。美国与苏联的两颗核按钮犹如《三体》中罗辑所控制的引力波按钮，是维持双方平衡状态的威慑力量。但是两国领导人都不会手抖而误按，因为有着体系性的沟通。期间双方打了无数次代理人战争，也从来不曾真正地拔剑对战。
经济危机也是如此，在漫长的抗击法西斯胜利迄今的70年中，世界曾经发生过多次小规模的经济危机，包括南美危机、希腊债务危机，一直到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日本的地震危机，都未曾有过体系性的崩塌迹象。因此，更加准确地说，其实是经济周期。
二战以来的世界，其实是“进步主义”的世界。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冷战时期，抑或是全球化时期，整个世界都在发展的精神之中，走向某种形式的“人类大同”，是大国与世界协同组织的共同愿望。
因而，在协调与合作中，北约、华约、联合国、IMF、WTO等，均是守望相助的形式，伸手救援从来都是不约而同的。
新冠疫情，才是真正的“二战后最大危机”
截至4月7日，全世界共有个国家与地区已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未发病的国家或地区已寥寥无几。
在中国专家张文宏等人的描述中，新冠病毒乃是一种“非常狡猾”的病毒，经过4个多月的传播，已经多次变异，而其传播的方式也非常多样。遏制传播的唯一方式，只有阻断。无症状病例的数字也在飙升，这足以造成人人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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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断传播的方式，唯有断绝人际社交。封城或封国的措施，无非减少沟通，减少病毒流通渠道，以便“呛死病毒”。而哪怕在一城一地之中，所有的公共集会、公共场所、公共娱乐，都已成“禁地”，阻断病毒的唯一方式，便是人际隔绝。
这已经直接奔着人类生存的方式而来：人是群居动物。
新冠病毒加剧全球化衰弱
一种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说法是：新冠病毒是冲着全球化来的。的确一语中的。
从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的趋向便是全球化的。从意识形态的结盟，到柏林墙崩塌，再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兴起，人是群居动物的形态一直在被放大。
大航海之前国与国，洲与洲之间彼此隔绝，闭关锁国是通用形态，中国独有的天朝上国的朝贡制度，也不过是自力更生的另外一种说法而已。
世界贸易的发端，殖民地的普遍勃兴，与最后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套逻辑链。这套逻辑链在二战之后被彻底打破，从人的平等走向国家的平等。于是全球化成为了一个最终结果。
这个最终结果其实不过要形成一个世界的秩序链条：通过科技、产业与供应链系统，形成全球化分工：欧美以科技与制度优先置于供应链顶端，中国与印度因为人口优势成为加工与离岸中心，其他地区与国家，则沦为资源供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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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的确有一个好处：中国、印度、东南亚在经过全球化的初步发展之后，人人有饭吃，家家有事做。
但这套体系的乌托邦并不符合民族国家发展的精神需求。国家名义上平等了，但实质呢？谁愿意永恒沦为加工工厂与资源输出地？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之后，便要寻求国际对话空间与位置的腾挪。
人也是如此。在过去的十年之间，全球之间人口移动的速度加剧，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中国、印度、东南亚流向美国，而中东、非洲流向欧洲。
人往高处走。但高处的人不想下来。连历史上最大的移民国家美国都已经在抗拒移民了。
疫情成为风险巨大的暂停键
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是全球化合作走向全球化对抗的第一枪而已。也就是说，原有的全球化体系已然走到了穷途末路。新兴国家要求重新安排秩序，而发达国家满足于本来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安排。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天还没死，更加没法同意。
新冠在这个时候来捣乱，无非是加剧了原本已经千疮百孔的全球化衰弱。即便新冠不来，全球化的经济衰退与贸易冲突，也必定在全球范围内发生。
年本身就是一个预言：国家层面，民族国家之间的叫板与对峙正在全面发生；联合国、WTO、IMF这些国际间协调机构已经全面衰弱，地区间的连横合纵大规模发生；在民间，针对环境的全球化抗议，与中东、南美的民间示威，其实正在酝酿一场全球风暴。
疫情把正反两面都按下了一个休止符。但这个暂停键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全球的经济增长与合作，依赖的就是全球贸易与供应链死乞白赖的前进。发展替代对话，各国的商人和劳工，都有可能逼着政治层面进行不断的微调，也许可能达成某种不尽人意的妥协也未必可知。
本来应该全球联动抗疫的方式，变成了全球各自为战的孤独抗疫。剩下的流动性，无论是贸易，还是合作，都仅仅是医疗物资。全球协作停止，而民族国家重启。这就是最大的危机，对以往国际秩序的全面反动与否定。
但是也许只是暂时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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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恐怕又变成了一厢情愿的臆想。欧洲重整边境，美国自说自话，印度风雷乍现，日本危机重重。
这就是疫情中世界各国的现状。抗疫的结局无非两种：要么各国手拉手，WHO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医疗资源和人员的全权分配；要么各国闭关锁国各自死扛，等到疫苗出来或者大规模人员伤亡之后不治自愈。
哪一种有可能？只有后一种。
经济衰退是必然的。但各国疫情之后所面临的重建，能够想到的第一件事情绝不是重新启动原有的贸易体系，而很大可能是秋后算账。
这是真正的二战后最大危机。人们都知道秩序已经有问题了，新冠肺炎疫情会让它彻底崩溃。但人们却不知道，该如何去建设一个新世界。
人们既需要对未来保持乐观的预期，这是走出苦难的最大希望。同时，也要进行心理建设，做好最坏打算。
疫后萧条已经赫然在望，但是世间已无马歇尔。苦日子，还在后头。
□连清川（资深媒体人，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编辑：李碧莹校对：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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